。”

“我没有记错你的名字吧?”军官有些古怪地笑道。

劳拉终于想起来了，眼前这位军官，正是上次那个骚扰未遂反被她教训了一顿的男人。

这位国防军克莱蒙中尉在昨夜遇袭的德军步兵团中担任营长，被苏联人纵火烧死的德军军官和通信兵中，有一大半是他的同僚和下属。

怪不得他对这个苏联俘虏恨之入骨。

“把你那天的狠劲拿出来，”克莱蒙的眼中隐含威胁之意，他皮笑肉不笑地看着劳拉，“让我再见识一下‘柏林快刀手’的本事。”

德军派遣医生显然不是为了让这个苏联女俘虏活命，更像是某种另类变态的审讯手段中的一环。

但这么多医生在这里，为什么偏偏给她找茬?

或许是劳拉过于“心狠手辣”的医术在这位克莱蒙中尉心里留下了“极深的印象”，让他在审讯俘虏的时候，不忘把她纳入擅长严刑拷打的“刽子手”行列，又或许他只是记恨她的所作所为曾经让他下不来台，纯粹是在给她没事找事。

该说她是太有本事了，还是太高调了，容易招人恨?

不管是哪种可能，这个苏联女俘虏都是个烫手的山芋，要换成个鸡肋点的波兰人或者法国人，劳拉都没这么犹豫。

不治她吧，就没法问出东西来，无法向德军交代；治好她吧，日后就有被战斗民族偷家和反杀的可能。

劳拉看过不少电影情节都是农夫与蛇的故事，医生救活了俘虏，完了要么叛变和主角联手拯救世界，然后在叛逃路上被追杀嘎掉，要么直接变成主角团复仇路上的垫脚石。

她心想：“你可真是抬举我了。”

劳拉在这个战场上没有任何伟大高尚的梦想，她目前唯一的追求就是每天四肢健全地醒来，没事的时候能偷摸着溜进阿德里安的帐篷里，偶尔跟他亲一亲摸一摸。

果然改变历史和拯救世界什么的，不适合她这样的普通人。

事到如今，劳拉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。

把人抬进了手术室，她随意检查了一下，包括但不限于冻伤和皮外伤，不知道内脏有没有出血，她把手放在苏联女人的胸前，轻轻碰了碰，对方立刻发出痛苦微弱的哀嚎。

好了，肋骨骨折无疑。

贝拉用毛巾擦干净了她的脸，可以依稀看得出，这是个相当年轻秀美的女人，但侧脸有被灼烧的痕迹，起了水泡，已然感染。

于是劳拉默默地掰开她的腿检查，垂眼看去，一片血肉模糊，惨不忍睹。

一旁的贝拉惊恐地捂住了嘴。

“她叫什么名字?”劳拉看向那位全程站在一旁监督的德军翻译。

对方托了托鼻梁上的眼镜，看起来斯斯文文，语气却冷漠残忍：“俘虏的名字，好像不在医生的知情范畴内吧?”

“嗤，”她讽刺地冷笑一声，“参与对俘虏的性虐待，好像也不在翻译的工作范畴内吧?”

战争的仇恨是一回事，他们大可以像折磨男性俘虏一样拷打她，而不是以这样的方式羞辱她，这位苏联女人的骨气不会逊色于任何一个男人，但为什么对于女性的恶意总要带着性别歧视的色彩?

劳拉故意把托盘里的手术器械弄得叮铃咣铛响，借此发泄着她的不满，锋利的手术刀反射出雪亮刺目的光，总能让人情不自禁地生出某种身临其境的紧张和畏惧感。

身为医生，这里就是她的主场，没有人可以忤逆她。

翻译沉默了一阵。

昨夜恼怒的德军步兵团团长下令让士兵们用皮带抽打这个苏联女人，足足抽了有200多下，但她仍然一声不吭，团长审问无果后，她被押送到一个农户家里，这里一共住着26个德军士兵，对她进行了彻夜的摧残。

作为翻译，他需要全程跟随，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这场暴行，但他站在一帘之隔的地方，机械地翻译着，而这个苏联女人自始至终都在重复一句话：“打死我吧，反正我什么也不会说的！”

他好像想起什么似的，脸上忽然露出一种古怪的神色，介于不忍和憎恶之间，但他最终还是答道：“Настасья，”顿了顿，他又用德语重复了一遍，“娜斯塔西娅。”

“不过，”像是为片刻恻隐之心找补似的，他不屑地笑了笑，“这帮狡猾的苏联间谍通常都会用假名字。”

“对于闯进家门的陌生人，”贝拉忽然开口道，她的声音有些压抑不住的激动，“我想没有哪位主人会给他好脸色看。”

劳拉安抚似的拍了拍贝拉的肩膀，示意她冷静，外面还站着看守的德国士兵。

接着，劳拉又无声地叹了口气，她曾经的邻居朋友乔纳斯死了，昨夜死去的几名德军军官和通信兵，同样也是死在了苏联人手里。

她看着身旁神情复杂的贝拉，不知她是否也有着相似的纠结之处。

明明她们该无条件憎恨他们的不是么?多少德国青年因为这场战争被葬送在西伯利亚的寒冬里。

可是此刻却仿佛失去了憎恨的借口，正在遭受侵略和苦难的分明是这片土地和它的人们，它的名字叫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。

原来不过是两败俱伤。